北魏以后,李陵就成为胡人认祖的对象。李陵身陷匈奴后,留在漠北,与匈奴女子婚配,子孙繁衍,蔚为大观,自西汉以来,所见胡人之黑发黑瞳者,多被认为或自认为李陵之后,而拓跋氏就被认为是李陵后裔。
李世民有胡人血统,无论他怎样端拱,他那帝王气象,总还有几分像胡人;李白也有胡人血统,有人说他的诗,有浮士德精神,就来自胡人。
据说,他们都出于“李陵胡”,“李陵胡”是鲜卑拓跋氏,建立北魏,又称拓跋魏。“李陵胡”对于唐民族形成至关重要,它开了北魏和唐两朝。
唐民族形成,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不能少,追祖三皇五帝,从血缘谱系上来确认民族身份,使其历史地位得以明了,“李陵胡”带了好头。
五胡效尤,追祖华夏,慕容氏追祖黄帝有熊氏,符氏追祖夏禹有息氏,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,赫连氏追祖夏禹,宇文氏追祖炎帝神农氏……
唐民族就在这样的追祖认同中形成,不管王朝如何循环,文化中国都在进展。五胡乱华,乱了王朝,而文化中国,却使北朝胡族在汉化过程中融合了。
对汉家的文化认同
汉化,是文化中国主流。汉化了的北朝,也终于回到了汉人之手,于是,一个新的汉朝——隋来统一了,统一王朝,而非统一中国。
自三代以来,中国何曾亡过?又何曾分裂?五胡乱华,可华还在,此后,更有辽、金、元、清相继入主,建立王朝,同样被汉化了。
这样的“华”——文化中国,本来就统一,无论治乱,或者兴亡,都不曾改变,统一与分裂,乃对王朝而言,不是对文化中国来说的。
我民族,能历五千年而不衰,就因为在王朝中国以外,还有文化中国在。所以,天下兴亡时,是王朝中国亡,而文化中国以历史为根据,岂能亡。
守住文化根以史,发扬民族魂以诗,大唐江山,以诗发扬之,诗兴而国兴矣。故行科举以诗赋取士,以诗人治国,那是王朝之事。以诗性化胡族,形成新兴唐民族,在民族精神大合唱里,兴起唐诗江山,是文化使命。
在唐诗的江山——四万多首唐诗里,唐民族被称之为“汉家”。在唐人边塞诗里,“汉家”属于文化中国。唐人的“汉家”,早已跨越朝代,符号化了,并充满意义。
汉朝,就指那个朝代。而“汉家”,却令人浮想联翩,其意义,如地热喷泉,使词语沸腾,“汉家战士三十万”,都是“好汉”! “汉家”,出现于唐诗江山,被大而化之,成了唐民族的标志,在民族大融合中高扬了汉民族的主体性,使汉家从一代王朝上升为民族代表。
对于“汉家”认同,五胡早就开始了,乱华的始作俑者刘渊,就打了“汉家”旗号,立国号“汉”,改姓“刘”,自称冒顿之裔,“汉氏之甥”,与汉家“约为兄弟”,其取晋而代之,是“兄亡弟绍”,而且推崇刘备,追尊后主,“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”,“立汉宗庙以从民望”。
而北魏的汉化,就更为彻底了,先是崔浩从“整齐人伦,分明姓族”出发,提出鲜卑拓跋氏系李陵一族,并因此而招来杀身灭族之祸,南朝沈约则将拓跋氏写入《宋书·索虏传》中:“索头虏姓拓跋氏,其先汉将李陵后也,陵降匈奴,有数百千种,各立名号,索头亦其一也。”留辫发为“索头”,人称“索虏”。
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,说汉语,穿汉服,改汉姓,做汉人,从这一时期及此后传世的北朝壁画、雕塑来看,鲜卑人头上的辫子都已经看不到了。
可拓跋氏还是拒绝了以李陵为先祖,而改姓为“元”。鲜卑人以“元”为姓氏,后来蒙古人以“元”为国号,都取《易》曰“大哉乾元”。
李陵的历史价值,被南朝士人用来推动文化中国进展。正是在这一时期,李陵的诗,突然光芒四射,照亮诗坛,被萧统择入《文选》,钟嵘《诗品》列在上品第一人,评价他的诗出身名门,源于《楚辞》,文多凄怆。李陵本为一代名将,命运又很悲凉,以此文化包装,矗立起悲剧诗人形象。
从“李陵胡”到“陇西李”的王朝统一战争
北魏统一前,中原是五胡十六国混战局面,五胡赌狠,人血洗战马,民族大屠杀,杀得汉人,血流成河,尸乱如麻。于是,汉人奋起,冉闵发出“杀胡令”,汉家绝地反击了!
冉闵“与羌胡相攻,无月不战”,驱逐“诸氐、羌、胡、蛮数百余万,各还本土”。当不杀胡不能救亡,不杀胡难以图存时,应该说“杀胡令”是民族战争,毕竟比王朝战争更具有全民性和民族性。
冉闵自立“大魏”国,号召全民杀胡,勒令胡人退出中原。惜哉!冉闵一死,世无太史公,遂使英雄沉沦,陷冉闵于无名,此乃冉闵之不幸,亦中国之不幸。
大凡民族精神,自有文武之道,文以化之,武以卫之,武不能卫,则文何以化?冉闵者,乃我民族精神之武卫者,而崔浩,则为文化者。
冉闵以全民杀胡,崔浩以李陵化胡,此二人者,一杀一化,都很伟大。冉闵是大英雄,崔浩是大政治家,没有大英雄之杀,哪来大政治家之化?
冉闵以杀,迫使胡人汉化;崔浩以化,将胡人化入汉家天下。然而,冉闵以杀死于杀,崔浩以化死于化,杀胡是战争,化胡也是战争,是更深层次的战争,有战争就有牺牲。二人以死,捍卫汉家尊严。冉闵以杀终结五胡乱华,崔浩以化使北方统一于鲜卑。
南北朝的出现,使战争性质发生改变,从外部民族战争,转向内部王朝战争,从大屠杀战争,转向大一统战争,南北朝都在为统一寻找合法性来源,崔浩于此时提出“李陵胡”,目光何其深远!为汉家把握了历史主动权。
北魏孝文帝看到了这一点,由平城迁都洛阳,进入中原,一边汉化,一边进行王朝战争。然而,在统一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之前,南征也好,北伐也罢,都没有真正的赢家。不过,相比于五胡乱华,王朝战争开始变得文雅,为了申明战争理由,北魏孝文帝居然引经据典,与南朝使者辩论汉家礼法。
孝文帝也拒绝了认祖李陵,北魏遂与李陵绝缘,而没能形成与南朝对话并进行统一战争的基础,在南朝看来,你拓跋氏再怎么汉化,如果不是李陵的子孙,那还是胡人,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,何来统一的前提?
王朝没有认祖李陵,但民间胡人有了杀胡的教训,纷纷自认李陵子孙,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,北朝自北魏,经北齐、北周,以至于隋,终于回归汉人,以“李陵胡”为号召的汉人政权一出现,南北朝很快就统一了。
崔浩提出拓跋氏认祖“李陵”,背后隐藏了两个政治观点。
一是拓跋氏系李陵胡,此为以崔浩为领袖的北方士族与北魏合作的基础,如非李陵子孙,汉人以何合作?正是这一点使他招来杀身。
二是以李陵为号召,从民族战争转入王朝战争,为统一战争提供正统的合法性来源。拓跋氏拒绝认祖李陵,在统一战争中就不具有正统性。
总之,北魏以后,李陵就成为胡人认祖的对象。李陵身陷匈奴后,留在漠北,与匈奴女子婚配,子孙繁衍,蔚为大观,自西汉以来,所见胡人之黑发黑瞳者,多被认为或自认为李陵之后,而拓跋氏就被认为是李陵后裔。
李陵,成了胡汉一体化符号,认同汉家,便是认祖李陵
老英雄李广,因卫青不公愤而自刎;子李敢,一怒而打卫青被霍去病射杀;孙李陵,因孤军失陷于匈奴家破人亡,郁郁而死。此后,英雄一脉,分为两支,一支在胡地,为“李陵胡”,一支在陇西,号称“陇西李氏”。
唐太宗李世民,既追祖老子,又认祖陇西李氏,被法琳驳斥。其实,拓跋氏在唐朝已称“李氏”,李世民之“李”,便出自拓跋氏之“李氏”,是“李陵胡”的一支,不属于老子和陇西李氏。
法琳虽然当面说破,但他也是知其一,未知其二,他批评李世民“弃代北(拓跋氏)而认陇西”,却不知“代北”和“陇西”源出一支。
试想李陵在漠北,必对其子孙言先祖在陇西,故“李陵胡”认祖陇西李氏合情合理。李白亦自称出于陇西李氏,后来干脆认作李广之裔。
李广生不逢时,却飞扬在唐人边塞诗里,“飞将军”名矣!
汉家融合大合唱,那领唱的,是忠义传家子孙兴旺的飞将军李广,王昌龄那首最著名的边塞诗,唱出了一代新朝和一个新兴民族对英雄的向往,以子孙的名义,放声唱:
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
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。
一个认祖英雄的民族,终于唱出了历史最强音——盛唐之音,一个英雄世家一如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,永世长存。英雄在天之灵,庇佑他子孙,英雄的遗愿,让子孙来完成,从这样的盛唐之音里,走来了两个最优秀的子孙:李白和李世民。
在民族大融合、汉家大合唱的盛唐之音里,一个英雄家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大团圆,“李陵胡”和“陇西李”在唐诗的江山破镜重圆。